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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史渊源(2)

〖摘要〗茶史渊源(2) (1)巴蜀和周族的联系,其实还可上溯到殷商末年。如《华阳国志》中又称:“周武王伐纣,实得巴蜀之师,著乎《尚书》。”这一点,在《尚书·牧誓》中载称,王曰:“嗟!我友邦冢君……及庸、蜀、羌、

茶史渊源(2) (1)

巴蜀和周族的联系,其实还可上溯到殷商末年。如《华阳国志》中又称:“周武王伐纣,实得巴蜀之师,著乎《尚书》。”这一点,在《尚书·牧誓》中载称,王曰:“嗟!我友邦冢君……及庸、蜀、羌、 、微、卢、彭、濮,称尔戈,比尔干,立尔矛,予其誓!”《华阳国志》和《尚书》一致说明了在殷商末年,巴蜀及其周围的许多部落,都曾参加了周武王领导的反纣同盟。周武王灭殷以后,大肆“封邦建国”,分封的对象,有上说的宗亲,也有功臣、扈从和参加伐纣战争的各族酋长。所以,西周虽无“子”这样的爵位,即使不分封宗姬,也会分封巴蜀等头人来掌管一方的。这一带既然成了西周的属国,至少在臣属初期,会与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纳贡关系,贡品中包括了漆、茶和蜂蜜这类方物特产。

《华阳国志》是晋人所写,其所载史实是汉朝甚至是两晋的情况,既然巴蜀种茶,到战国时已兴至汉中葭萌一带,其上述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,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之后才发展起来的。所以,如果葭萌“以茶氏郡”的论点可以成立,那末,《华阳国志》中所提到的茶叶产地,可以说也是战国前即已形成的历史茶区。

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,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《僮约》中,才始见诸记载。《僮约》有“脍鱼?鳖,烹荼尽具”;“武阳买荼,杨氏担荷”两句。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,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,而且在地主富家,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。其后一句,则反映成都附近,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,茶叶已经商品化,还出现了如“武阳”一类的茶叶市场。

西汉时,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,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,很可能也已形成为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。如西晋张载《登成都楼》(3世纪80年代)诗句:“芳茶冠六清,溢味播九区”,即是一证。张载这首诗,共32句。前面16句,谈成都的飞宇层楼、物饶民丰和高甍长衢的城市境况;下阕借蜀郡汉代巨富程、卓二家的奢华生活,来极言成都茶叶的名满遐迩。与张载这一诗句相辅,构成巴蜀茶业名甲全国的还有这样两条史料:三国魏张揖《广雅》(三世纪上)载,“荆巴间采茶作饼,成为米膏出之,……用葱姜?之。”其二是西晋孙楚的《出歌》(231—293年):“茱萸出芳树颠,鲤鱼出洛水泉。白盐出河东,美豉出鲁渊。姜、桂、荼?出巴蜀,椒、桔、木兰出高山。蓼苏出沟通渠,精稗出中田。”前一条史料所说的“荆巴间”,具有是指今川东、鄂西一带。其实,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,先秦时有的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。所以,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,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。后一条《山歌》,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、食物产地。把《广雅》、《出歌》和《登成都楼》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,就能清楚地看出,不只先秦,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,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。

茶业重心的东移

先秦时,中国茶的饮用和生产,主要流传于巴蜀一带。秦汉统一全国后,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、文化交流的增强,尤其是茶的加工、种植,首先向东部和南部渐次传播开来。如湖南茶陵的命名,就很能说明问题。茶陵是西汉时设置的县分,唐以前写作“荼陵”。《路史》引《衡州图经》载:“荼陵者,所谓山谷生荼?也”,也就是以其地出茶而名县的。茶陵是湖南邻近江西、广东边界的一个县,这表明秦汉统一不久,茶的饮用和生产,就由巴蜀传到了湘、粤、赣毗邻地区。但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优势,还是在巴蜀。在汉以后的三国、西晋阶段,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,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,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,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,慢慢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。所以,从发展的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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